我看着他那张理所当然的脸，看着餐桌上那道无形的三八线。

这双让我脚舒服一点的鞋，成了我“个人”的消费。

那肚子里这个一天天长大的孩子呢？也是我“个人”的项目吗？

“严昼，”我的声音异常平静，平静得自己都觉得可怕，“这双鞋，是穿在我脚上。但我是为了谁，才把脚肿成这样？我肚子里的孩子，难道只是我一个人的？”

他愣了一下，显然没料到我会这么直接地质问。

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，那是他构筑心理防线的习惯动作。

“晚晚，话不能这么说。”他语气变得严肃，“AA制是我们婚前共同认可的家庭财务管理模式，具有契约精神。孩子的到来，确实增加了共同负担，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随意打破既定规则。”

他身体微微前倾，像在谈判桌上。

“关于孩子的费用，我之前就说过，我会严格按照比例承担父亲的责任份额。但你的个人生活消费，比如这双鞋，显然属于非必要、非共享性质的开支。混淆概念，对维持我们婚姻的财务健康非常不利。”

他振振有词，逻辑严密。

我看着他镜片后那双精于计算的眼睛，第一次如此清晰地认识到，我和他，根本不是一路人。

在他构建的冰冷规则里，感情、责任、甚至血肉相连的羁绊，都可以被拆解成一个个待分摊的数字。

而我的身体承受的痛苦，在他眼里，大概只属于“折旧损耗”那一栏。

“行。”我扯出一个极其难看的笑容，“个人消费，我记下了。”

我拎着鞋盒，转身走进卧室，轻轻关上门。

背靠着冰冷的门板，我慢慢滑坐到地上。

手抚上高高隆起的腹部，感受着里面那个小生命有力的胎动。

眼泪无声地汹涌而出。

不是委屈，是绝望。

为我自己，更为这个尚未出生，就已经被亲生父亲用金钱标价的孩子。

那天之后，我和严昼陷入冷战。

或者说，是我单方面关闭了沟通的渠道。